例如，在唐朝时期的“天平”六年（西元734年）和“天平”八年（西元736年），日本平城宫皇先后赠赐“法隆寺”的香料计有：熏陆香七百一十五两，沈水香九十六两……甘松香九十六两，苏合香一十二两。”

在“镰仓幕府”时代，虽然大多数庄园已经可以大批量生产丝织品，但日本的庄园主和官员们仍更喜欢中国的丝织品，毕竟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无论是质量还是口碑都更好，使大量的宋朝丝织品被出口到日本。

“到北宋初期，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产的丝织品，甚至连其婢女亦皆穿戴进口衣服……连内侍也穿唐式衣服。”宋朝的‘蜀锦’和‘吴续’在日本也深受欢迎。“

《平氏物语》中说：“平清盛拥有‘扬州之金，荆州之珠，吴郡之绫，蜀江之锦，七珍万宝”。宋朝的瓷器比前代更加精美，其中青瓷和白瓷是主要代表作品，被用来大量出口。因此，斯波义信在《宋代的海外贸易》中指出“日本镰仓可能是中国瓷器和铜钱的最大进口者”。而大量宋版书籍的出口也颇为引人注目。

由于日本上层社会把馈赠宋版书籍视为一种时尚，所以大量宋版书籍被贸易到了日本。但是，宋朝统治者担心本国的机密泄露给周围的对峙政权，所以一直禁止宋版书籍的出口，但是由于巨大利润空间的存在，所以还是有很多书籍被走私到日本。

“宋商刘文仲于仁平年间（以《东坡指蒙图》二贴、《五代记》十贴、《唐书》十贴献给左大臣藤原赖长；平清盛于治承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从宋朝输入的《太平御览》献给高仓天皇。”

世纪宋朝铜钱大量出口到日本，不仅有相关史料的记载，还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做印证。铜钱出口对宋日两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，中日两国学者对此都比较关注。宋朝除王安石变法时期外，其他时期一律禁止铜钱外流，并屡发禁令，如宋太祖幵宝三年、宋神宗熙宁七年、宋哲宗元祐六年都发出过禁令。

到了南宋时期，“市舶司”会派官吏检查出海的商船，以防铜钱外流，但铜钱外流还是屡禁不止。铜钱大量出口到日本的主要原因，是当时日本商业发展很快，急需大量优质的宋朝铜钱来作为商品等价交换工具。此外，铜钱在日本市场价格很高，利润空间巨大，致使宋、日两国商人都想尽办法偷运铜钱到日本。

宋朝商人在购买日本货物时，多用宋朝的铜钱交换，而日本商人在购买宋朝货物时，则多用砂金、黄金、白银来进行交换。因此，在近代的考古发掘中，大量的宋朝铜钱在日本境内各地都有所发现。

宋朝铜钱在日本分布范围非常之广，而且出土的宋朝铜钱总量也特别的大，这些都直接印证了宋、日铜钱贸易的繁盛，以及宋铜钱大量流入日本境内的事实。

后世学者李嘉图发表经济学著作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》，系统性的提出了比较优势论，认为发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不同国家在不同行业间的生产效率不同，各国也都倾向生产自身优势比较明显的商品。

比如宋朝在铜钱生产和水稻生产上的生产效率都髙于日本，但是在古代东亚贸易中我们还是发现宋朝从进口水稻，而日本从宋朝进口铜钱。这是因为宋朝在铜钱生产上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日本，

这种优势特别的明显。但在水稻生产上，宋朝的优势显然就没那么明显了，因此还从日本进口粮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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