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对而言，中原王朝大都缺乏大规模的骑兵部队，只能依靠大量步兵去与对方交战，但两条腿的男人无论如何也跑不过四条腿的骏马！因此，步兵打骑兵都是“送人头”，除非所有步兵身穿重甲持长刀大斧。

唐朝的“陌刀队”是“骑马的重装步兵”，也是唐朝专门用来克制游牧骑兵的“杀手锏”，因为“陌刀队”身穿“明光铠”能轻易抵挡弓箭射击，但手中的“陌刀”却能轻松将迎面冲来的骑兵剁碎掉，如墙而进，所向披靡。

正因唐朝中期以前有这么一支战力恐怖的“豪华步兵”，让唐朝在攻灭西突厥，威震吐蕃，阻挡阿拉伯人东进，独霸中亚时游刃有余。但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唐朝因国力衰微，没钱供养边军，导致“陌刀队”被解散。

不过，此次蒙古大军南下后发现大同城戒备森严，所以决定寻找战机。最后，蒙古兵发现大同西侧的防御较弱，于是集中力进攻西侧防线。就这样，“应州之役”爆发了。明武宗也如愿以偿地可以打仗了。

明朝的“九边”关隘众多，但不可能处处设防。故按照后世明史专家李洵教授的说法，“应州”其实是一个诱饵，是武宗故意放蒙古军进来的“口袋阵”，这说明明武宗是一个懂得用兵之道的君王，而非纨绔子弟。

蒙古军深入山西大同境内孤立无援，若大同城守军再断其后路，则蒙古军易被夹击。按照《明史》和《武宗实录》所说，蒙古军逼近应州之后，大同城的总兵王勋立刻率军南下，和蒙古军进行野战，结果双方死伤惨重。由于王勋亲自上阵杀敌，因此让明军士气大振，最终迫使蒙古军只得继续向应州方向败退。

第二天，双方再战于应州城北，蒙古军包围了王勋的军队，王勋军队不得入应州，只得原地防御，等待援兵。继而大雾，蒙军撤围，王勋才得以化险为夷。

王勋力战蒙军，拖住了蒙军的步伐，而武宗在阳和立刻进行战略调整，急调应州城附近城池的守军四面合围盟军，但因明军人数不足，而蒙军兵力占优，故明军反而陷入了被分蒙古军割包围的危险境地中。

这时，明武宗得知消息后万分紧张，决心亲赴应州主持大局。皇帝的到来，使明军士气大振，且明军各部山呼万岁，喊声震天，皆力敌死战，被蒙古骑兵分割的明军遂合兵一处，摆脱了被逐个击破的威胁。

合兵后的明军和蒙军大战不分胜负，但因蒙军没有物资补给，故只得向朔州方向撤退，而武宗则率领大军继续追赶。后来因天气原因，远处大雾弥漫，武宗不敢轻敌冒进，也撤回大同，“应州之役”结束了。

对于“应州之役”的规模到底有多大？按照后世清朝人的说法，应州一战，明军杀敌16人，但牺牲52人，重伤563人，如此之战能叫大捷？

可是，按照后世学者李洵教授的《正德皇帝大传》考证，“应州”一战，明、蒙双方大规模交战至少6次，特别是武宗参战之后，明、蒙当天大战足足12个小时，而蒙古骑兵人数多达五万却仍依旧败退了。

《武宗实录》中也说，“应州之战”惨烈到皇帝的战车都要沦陷的地步。因此，这么激烈的大混战，双方投入的总兵力没有八万也接近十万，怎么可能只杀敌16人？由此可见，后世满清一直在试图摸黑前朝。

从“应州之役”的效果可知此战为何会被称为“大捷”了。因为当年的蒙大军主力虽然安返回了草原，但此后的“武宗一朝”，直至嘉靖二十九年（西元1550年）“庚戌之变”，前后共33年，蒙古各部落都没有再大规模组织骑兵南下抢劫明朝边境，这对于一心想要恢复“元朝”的“达延汗”来说很不正常，毕竟他不是傻子。

因此，明武宗朱厚照这次“御驾亲征”，应该是在“阴差阳错”中打了蒙古人一个措手不及，让他们不敢再次轻易南下进犯明朝边境，至少也让蒙古各部贵族们明白了南方的“明朝”不是“宋朝”，不是轻易能攻灭的。

明武宗朱厚照虽是一位顽童般的皇帝，并且只活了短短31年，但却因其“身世之谜”、“只想做大将军而不愿做皇帝”、“纵情淫欲并死于豹房”而遭到后人诟病，但他“御驾亲征”取得“应州大捷”换来了中原太平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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