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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多拥有一些岁月,就好好珍惜;能收获一份欢悦,就尽情享受。世间万事的增减盈亏,冥冥之中自有定数,何必整日愁肠百结、忧心忡忡?放宽心,别狭隘,古往今来的兴衰更迭,说也说不完。昔日金谷园的繁华,如今不过是眼底的尘埃;韩信的功业,也像刀锋上的鲜血般转瞬即逝。当年临潼会上的胆战心惊,丹阳县里的萧声断绝,都成了过往。有时失势的弱者能胜过得意的强者,时运不济时,精金也比不上顽铁。逍遥快乐才是人生真正的益处,只有到老了才明白其中的滋味。粗衣淡饭便能满足日常所需,保持这样质朴的生活,也能安稳度过一生。

说完这番劝世的话,还未进入正题,且先看一首唐诗:“周公恐惧流言日,王莽谦恭下士时。假使当年身便死,一生真伪有谁知!”这首诗主要讲的是,人的品性有真有假,我们要做到厌恶某人时,也能看到他的优点;喜爱某人时,也要了解他的缺点。

第一句说的是周公。周公姓姬名旦,是周文王的小儿子,德行高尚。他辅佐兄长周武王讨伐商朝,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统治。周武王患病时,周公写下册文向上天祈祷,愿以自己的性命代替武王。他把册文藏在金匮之中,无人知晓此事。后来武王去世,太子成王年幼,周公便抱着成王接受诸侯朝拜。周公的庶兄管叔、蔡叔图谋不轨,因忌惮周公,便散布流言,说周公欺侮幼主,图谋篡位。成王因此心生怀疑,周公无奈辞去相位,避居东国,心中满是恐惧。

有一天,天降大风和惊雷,劈开了金匮,成王看到册文,才知道周公的忠心,于是将他迎回相位,并诛杀了管叔、蔡叔,周朝的危机这才解除。假如管叔、蔡叔刚散布流言,说周公有反叛之心时,周公就因病去世,金匮中的册文未被发现,成王的疑虑也未消除,又有谁能为周公分辨?后世岂不是会把好人当成恶人?

第二句说的是王莽。王莽字巨君,是西汉平帝的舅舅,为人奸诈。他凭借外戚的权势和相国的威严,暗中有篡夺汉朝江山的野心。他担心人心不服,便刻意降低身份,对贤士恭敬有加,假装推行公道,虚报功绩。当时,天下郡县称颂王莽功德的人,多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。王莽见人心归附,便毒死平帝,放逐太后,自立为帝,改国号为新,统治了十八年。直到南阳的刘文叔起兵恢复汉朝,王莽才被诛杀。假如王莽早死十八年,那他不就成了一位名节双全的贤宰相,名垂青史了吗?世人岂不是会把恶人当成好人?

所以古人说“日久见人心”,又说“盖棺论始定”。不能因为一时的赞誉,就认定一个人是君子;也不能因为一时的诋毁,就判定一个人是小人。有诗为证:“毁誉从来不可听,是非终久自分明。一时轻信人言语,自有明人话不平。”

如今要说的这位先朝宰相,他在未居高位时,确实声名远扬。可后来大权在握,便肆意妄为,做了不少错事,遭到众人唾骂,最终含恨而终。假如他在声名远播的时候,突然离世,人们一定会惋惜不已,感叹国家没福气,这样的人才还没得到充分任用,才能尚未完全施展,他也能因此名留后世。可等到众人唾骂他的时候,再去世就晚了,这反而成了多活几年的“过错”。

这位宰相是谁?又处于哪个朝代呢?这个朝代离现在不远不近,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的首相,姓王名安石,临川人。王安石天赋异禀,能一目十行,博览群书。名臣文彦博、欧阳修、曾巩、韩维等人,都对他的才华称赞有加。王安石刚满二十岁就科举中第,初任浙江庆元府鄞县知县时,兴利除弊,政绩显着,声名远扬。后来转任扬州佥判,他常常读书到天亮,顾不上睡觉。太阳已经升高,听到太守升堂,他来不及洗漱就赶去。

当时的扬州太守是韩琦,他见王安石满脸污垢,知道他没洗漱,怀疑他夜里饮酒作乐,便劝他勤奋学习。王安石谢过教诲,却不做任何辩解。后来韩琦得知他彻夜读书,心中十分惊异,对他更是赞赏有加。王安石升任江宁府知府后,贤能的名声越发显着,连皇帝都有所耳闻。正所谓“只因前段好,误了后来人”。

神宗皇帝立志革新,听闻王安石贤能,特意召他为翰林学士。皇帝询问治国之法,王安石以尧舜之道应答,皇帝大喜。不到两年,王安石就被任命为首相,受封荆国公。满朝文武都认为他是皋夔、伊周那样的贤相重生,纷纷庆贺。只有李承之见王安石双眼多白,认为他有奸邪之相,日后定会扰乱天下;苏老泉见王安石衣服脏污,一个月都不洗脸,觉得他不近人情,还写了《辨奸论》来讽刺他。但这两人的看法无人相信,暂且按下不表。

王安石成为首相后,深得神宗皇帝信任,可谓言听计从。他推行了一系列新法,包括农田法、水利法、青苗法、均输法、保甲法、免役法、市易法、保马法、方田法、免行法。他只听信吕惠卿和儿子王雱的话,整日与他们商议国事,排斥忠良之士,拒绝接受直言劝谏。民间怨声载道,各种灾异现象不断出现。但王安石固执己见,还提出“三不足”之说:“天变不足畏,人言不足恤,祖宗之法不足守。”

因为他性格执拗,一旦下定决心,谁都劝不动,人们都称他为“拗相公”。文彦博、韩琦等当初夸赞他的名臣,此时也后悔自己看走了眼,纷纷上表争论。见皇帝不听劝,他们便辞官离去。此后,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决心更加坚定。祖宗留下的制度被随意更改,百姓也因此失去生计。

一天,王安石的爱子王雱因毒疮发作去世,他悲痛万分,便召集天下高僧,设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斋醮,为儿子超度亡灵,自己也亲自上香拜表。到了第四十九天,斋醮仪式结束,夜里四更时分,王安石焚香送佛,突然昏倒在拜毡上,左右怎么呼唤都不醒。直到五更,他才如梦初醒,口中连称:“诧异!诧异!”

左右将他扶进中门,吴国夫人让丫鬟把他接入内室,询问缘由。王安石眼中含泪说道:“刚才昏迷时,恍恍惚惚到了一个地方,像是个大官府,府门还关着。我看见儿子王雱戴着约百斤重的大枷锁,疲惫不堪,蓬头垢面,浑身是血,站在门外,哭着向我诉说痛苦。他说:‘阴司因为父亲久居高位,却不做善事,一味任性执拗,推行青苗等新法,祸国殃民,怨气冲天。我不幸阳寿先尽,在这里受罪极重,不是斋醮就能解脱的。父亲应该尽早回头,不要贪恋富贵……’话还没说完,府中开门吆喝,我就惊醒了。”

夫人说:“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。我也听说外面议论纷纷,都在埋怨相公。相公何不及早急流勇退?早走一天,也少听一天的咒骂。”王安石听从夫人的建议,一连上了十多道表章,请求辞官养病。皇帝听闻外界的议论,也有了厌倦之意,便批准了他的请求,让他以宰相身份兼任江宁府知府。

宋朝时,凡是宰相卸任,都会兼任一个地方官职,在当地享受俸禄养老,无需处理具体事务。王安石觉得江宁是金陵古迹之地,曾是六朝帝王之都,江山秀丽,人文繁华,很适合安居,心中十分得意。夫人临行前,拿出房中的钗钏、衣物和珍藏的宝物,价值数千两黄金,布施给各个庵院寺观,用来为死去的儿子王雱祈福。

王安石择日向朝廷辞行,百官设宴送行,他却以生病为由,拒不相见。府中有个亲吏名叫江居,很会办事,王安石只带了他和几个僮仆,陪着家眷一同上路。从东京到金陵有水路可通,王安石没有乘坐官船,而是身着便服,乘坐一艘小船,沿黄河逆流而下。

即将开船时,王安石把江居和众僮仆叫来吩咐道:“我虽然做过宰相,但如今已经辞官回乡。一路上,凡是停船歇脚的地方,要是有人问起我的姓名、官职,你们就说我是过往游客,千万不要说实话。不然惊动了当地官府,他们前来迎送,或者派民夫保护,会给百姓带来不便。要是我知道你们泄露消息,借机索要财物、骚扰百姓,一定严惩不贷。”众人纷纷表示遵命。

江居问道:“相公此番微服出行,隐姓埋名,要是途中遇到不知天高地厚的人,对您出言不逊,该如何处理?”王安石答道:“常言说‘宰相腹中撑得船过’,向来人言不足为虑。说我好,不值得高兴;说我不好,也没必要生气。就当是耳边风,别去理会这些事。”江居领命,并将王安石的话告知了水手。

一路上沿着水路前行,倒也平安无事。不知不觉二十多天过去,船已抵达钟离一带。王安石本就患有痰火之症,在狭小的船舱里闷了多日,心情抑郁,病症又复发了。他想下船走陆路,顺便看看沿途城镇的风景,排解心中的愁绪。于是吩咐管家:“这里离金陵不远了,你小心照顾夫人和家眷,继续走水路,从瓜步、淮扬过江,我走陆路,咱们在金陵江口会合。”

安排好家眷乘船出发后,王安石只带着两个僮仆和亲信江居,主仆四人一同上岸。正所谓“只因水陆舟车扰,断送南来北往人”。江居请示道:“相公走陆路,得准备交通工具。是拿您的名帖到县衙驿站去要,还是自己花钱雇?”王安石说:“我之前就交代过,不许惊动官府,自己花钱雇就行。”江居又说:“要是自己雇,得找个靠谱的店家。”

当下,僮仆们背着包裹,江居领着王安石来到一个中介店家。店主人热情地请他们上座,问道:“客官要去哪儿?”王安石回答:“想去江宁,想雇一顶轿子,再要三匹骡马,最好现在就能出发。”店主人叹了口气:“现在可不像从前,不好找啊!”王安石问:“为什么?”店主人摇头说:“一言难尽!自从拗相公掌权,搞了一堆新法,又是伤财又是害民,好多百姓都逃荒走了。就剩几户穷苦人家,整天忙着应付官府差事,哪还有闲工夫出来接活?再说大家都穷得叮当响,连饭都吃不饱,哪有钱养骡马?就算有几个人愿意干,人手也不够用。客官您先坐着,我帮您找找。找得到您别太高兴,找不到也别见怪,而且现在的价钱比以前得贵上一倍!”

江居好奇地问:“您说的拗相公是谁?”店主人不屑地说:“就是王安石,听说他长着一双白眼睛,恶人自有恶相。”王安石垂下眼皮,示意江居别多管闲事。店主人出去好一会儿,回来回复说:“轿夫只能找到两个,三个实在找不着,也没有替换的人,您得按四个人的工钱来雇他们。马没有,只找到一头骡子和一头驴,明天凌晨五更就到店里。客官要是觉得行,就先付些银子。”

王安石听了店主人前面那些抱怨的话,心里烦躁,只想赶紧上路,便说:“两个轿夫慢慢走也行,就是少了个坐骑,没办法,一匹骡子给江居骑,另一头驴就让两个僮仆轮流骑吧。”他让江居别跟店家讨价还价,按对方说的价钱付钱。

此时天色还早,王安石在店家待得烦闷,就带着僮仆上街闲逛。只见街市冷冷清清,店铺也没几家,他心里不禁一阵伤感。走到一家还算干净的茶坊,正想进去喝茶,却看见墙上题着一首绝句:“祖宗制度至详明,百载余黎乐太平。白眼无端偏固执,纷纷变乱拂人情。”落款是“无名子慨世之作”。王安石默默读完,顿时没了喝茶的兴致,匆忙转身离开。

又走了几百步,看到一座道院,他想着进去转转,打发时间。走进大门,是三间庙宇。他正要进殿参拜,却发现侧面墙上贴着一张黄纸,上面写着诗:“五叶明良致太平,相君何事苦纷更?既言尧舜宜为法,当效伊周辅圣明。排尽旧臣居散地,尽为新法误苍生。翻思安乐窝中老,先讽天津杜宇声。”

以前英宗皇帝在位时,有位名叫邵雍、号尧夫的隐士,精通易学,能预知天下事,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取名为“安乐窝”。有一次,他和客人在洛阳天津桥上游玩,听到杜鹃叫声,就感叹:“天下要大乱了!”客人问原因,他解释说:“天下要太平,地气从北往南走;天下要大乱,地气从南往北走。洛阳以前没有杜鹃,现在突然有了,这是地气从南往北的征兆。不久之后,天子一定会重用南方人做宰相,改变祖宗法度,宋朝以后都不会太平了。”没想到这个预言,竟然应验在王安石身上。

王安石默默把诗读了一遍,问看守庙宇的道人:“这诗是谁写的?怎么没落款?”道人说:“几天前,有个道士来这儿,要了张纸题了这首诗,说是骂拗相公的。”王安石把诗揭下来藏进袖子里,一言不发地离开了。回到店家后,他闷闷不乐地过了一夜。

五更天,鸡刚打鸣,两个轿夫和一个赶牲口的人,牵着一头骡子、一头驴来了。王安石向来不怎么讲究梳洗,直接上了轿子。江居骑上驴,让僮仆两人轮流骑骡子。大约走了四十多里,快到中午时,到了一个村镇。江居下了驴,上前说:“相公,该停下来吃午饭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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