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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僚系统的全面腐败,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毒瘤,侵蚀着大明的根基。太祖建立的制度,原本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,但经过两百余年的演变,这些制度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活力与效能。
内阁制度的设立,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废丞相后的权力真空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内阁首辅的权力逐渐膨胀,他们往往专权跋扈,操纵朝政。严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,他在位期间,结党营私,贪污腐败,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正常运转。
宦官干政更是明朝政治的一大毒瘤。从王振到魏忠贤,这些宦官们通过控制厂卫特务机构,干预朝政,打击异己,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。他们的专权使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,正直的官员们遭到残酷迫害,朝纲败坏到了极点。
特别是天启年间,魏忠贤的专权达到了顶峰。他被称为“九千岁”,权倾朝野,甚至可以左右皇帝的决策。他的“阉党”势力遍布朝野,对那些敢于反对他的人进行无情的打压和迫害。许多正直的官员因此被罢官、流放甚至处死,明朝的政治生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。
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得僵化,八股取士的方式使得大批士人只会空谈道德文章,而缺乏实际治理政务的能力。这种选拔方式过于注重形式,而忽视了实质内容,导致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不断下降,行政效率也随之降低。
与此同时,官员们贪污腐败之风盛行,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已成为普遍现象。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入私人腰包,使得财政状况愈发艰难。
经济方面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危机。张阁老推行的“一条鞭法”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政状况,但它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赋税制度存在的问题。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,皇室、藩王、官僚和大地主们占据了大量的土地,却无需缴纳赋税,而赋税的负担则全部转嫁到了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身上。这导致了大量农民破产逃亡,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,经济发展陷入困境。
货币体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。初期建立的宝钞制度,曾经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撑,如今却早已土崩瓦解。取而代之的是白银,这种贵金属成为了主要的流通货币。然而,大明的白银产量有限,大部分都依赖进口,这使得国家的货币供应受到国际贸易的极大影响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美洲白银的输入逐渐减少,大明遭遇了严重的“银荒”。白银的稀缺导致通货紧缩,物价下跌,经济陷入了更深的困境。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商业活动,也使得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。
工商业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了严重的压制。朝廷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,对工商业征收高额的赋税,再加上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,使得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的发展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。尽管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,但整体上还远远不足以带动整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。
与此同时,卫所制度在明朝现今也已经完全败坏。原本卫所军户世袭当兵,实行耕战结合的制度,在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但到了后期,军田被大量侵占,军户们纷纷逃亡,军队的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。前朝时,仅仅几十个倭寇就能在数省之间横行无忌,这充分暴露了明朝军事力量的极度虚弱。
边防形势日益严峻。北方蒙古各部虽然已不如元朝强大,但仍不时犯边;东北女真族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崛起,建立后金政权,成为朝廷最危险的敌人。大明军队在对后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,耗费巨额军费却无法扭转颓势。
军费开支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。万历三大征(宁夏之役、播州之役和抗倭援朝)消耗了大量国力,而对付后金的战争更是无底洞。为筹措军费,朝廷不断加征\"辽饷\"、\"剿饷\"等苛捐杂税,进一步加重了百姓负担。
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生计,沦为流民。天灾人祸接连不断,特别天气的气候异常,使农业生产遭受重创,饥荒频发。而官府不但不加以救济,反而变本加厉催逼赋税,导致民怨沸腾。”
张好古一开了口,便也接着说了下去。
“大明重新变强,就需要变革。凤阳失守,上万名额的守军,实际只有三两千人,贼寇势重,怎么守的住啊?”
“毕大人,我有一事,须大人支持,如今银的成色各不相同,大小不一,我想,应该统一大小,成色,我这里有个想法,毕大人可以先看看。”
说完话,张好古从袖袋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《大明银元铸造法》。
当张好古呈上《大明银元铸造法》时,毕自严起初不以为意,然而细读之后,他的眼神渐渐亮了起来。
“张知府,此策若真能施行,或可解朝廷燃眉之急!”
张好古拱手道:“毕部堂,如今民间交易多用碎银,成色不一,折算繁琐,且私铸猖獗,劣币驱逐良币。若朝廷能统一铸造银元,规定成色、重量,则商税可清,民困可解。”
毕自严沉吟片刻,问道:“此银元铸造之法,具体如何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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